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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力學所
在緬懷林鴻蓀先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力學園地
2015年12月26日
編者按：2013年10月24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召開“緬懷林鴻蓀先生的座談會”，林鴻蓀先生的弟弟林戊蓀在會上發(fā)表講話，介紹了林鴻蓀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經(jīng)歷。本刊在此發(fā)布，以緬懷林鴻蓀先生的愛國情操和奮斗精神。
由于保密需要，林鴻蓀從未向我透露過他在懷柔試驗基地工作的情況?！拔母铩鼻?，我甚至不知道他多年在哪里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能介紹的是鴻蓀的童年、青少年以及赴美學習的情況，因為這些經(jīng)歷決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幼年的鴻蓀活得相當艱苦。他三歲患骨結(jié)核，這在當時幾乎是不治之癥。患者即使生存下來也會成為駝背。幸好我家有經(jīng)濟能力送他去北平協(xié)和醫(yī)院治療。我父母為此全力以赴。頭幾年，他們幾乎每個月都要帶鴻蓀往返于天津和北平之間。他當時穿戴石膏盔甲，行動不便，不能出門，只好在家用機器曬紫外線。上學后穿鋼條背心，一直到髙中都是如此。如果生在貧苦家庭，他不可能活下來。
這一生活環(huán)境決定他兒時多年無法與同齡人交往，無法從事各種運動。孤獨的生活使他自幼就十分敏感，喜歡詩詞和音樂。入學后，他一直都是高材生，其英文和數(shù)學出眾，受過多次嘉獎。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占領天津。1938年，我父親作為當時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負責人，利用自己是英租界工部局董事的身份，抵制日本當局的種種無理要求，保衛(wèi)中國合法的幣制并拒絕交出銀行庫存中的白銀。收到過日本人給他發(fā)來帶子彈的恐嚇信，住家附近出現(xiàn)了可疑人物。此期間，他只能在家工作，英租界當局還給他配備了保鏢。1939年秋歐戰(zhàn)開始，英國人表示無法再保護他。于是，他讓我們先去上海。之后，他自己則化妝成外國人乘英國軍艦逃至香港。
這一經(jīng)歷以及我們所目睹的日本侵略者種種罪行，使我們從少年開始就知道要愛國、要抗戰(zhàn)！不僅如此，家庭和學校教育深深刻印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逐步演變?yōu)槲覀兊睦硐牒托拍睢?
在上海，鴻蓀就讀于南洋模范中學。他和一些進步同學交往，閱讀了大量的左派文學，之后又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十分向往參加革命活動。記得，他曾介紹我閱讀斯諾的《西行漫記》、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和當時流行的蘇聯(lián)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1940年冬皖南事變，更加劇了他對國民黨的失望。1941年冬，日本進占上海租界，政治環(huán)境明顯惡化。1942年春，經(jīng)人介紹，鴻蓀和我姐姐前往蘇北。他所在的新四軍如皋警衛(wèi)團，周圍大多是鹽堿地，加上游擊區(qū)處境艱難，生活艱苦。鴻蓀本來身體就比較虛弱，很快就病倒了，只好由與他們同行的我的一位大同學（地下黨員）送他回家。第二年春，由于叛徒出賣，日本特務突然來到我家，將鴻蓀、我姐姐和我逮捕入獄。關在日本憲兵司令部。當時我只有十四歲，日本人見我年小，又沒有任何證據(jù)，一周后將我釋放。一個月后，鴻蓀和我姐姐同時被放。據(jù)我母親說，是她托了當時的中國銀行經(jīng)理（一位老日本留學生）找到他的日本將軍同學說情后，日本人才放人的。具體情況，我們也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明白的，鴻蓀的進步同學沒有一人受到牽連。他在獄中的表現(xiàn)，曾受到難友的表揚。可就是這一經(jīng)歷，在“文革”中卻莫名其妙地成了他的一項罪行！
我們（也就是母子三人）無法在上海停留，只好設法逃離敵占區(qū)去內(nèi)地。此時，我父親已經(jīng)轉(zhuǎn)到印度工作，他獲悉我們的情況，就委托一位熟悉敵占區(qū)的親戚來上海接我們。在途中遇到發(fā)大水（這是國民黨湯恩伯部隊為了保護他在河南界首屯集的貨物炸大堤造成的），我們不僅險些喪命，而且中途滯留了一個月，因而錯過了在內(nèi)地入學的時間，只好隨父親前往印度。1943年冬，鴻蓀因為英文和數(shù)理化成績均佳，順利進入印度加爾各答大學化學系，并取得優(yōu)異成績。
1945年，歐戰(zhàn)尚未結(jié)束，鴻蓀赴美進入特拉華大學化工系。特拉華州是美國頭號化工企業(yè)杜邦公司所在地，所以該校的化工系在美國名列前茅。盡管鴻蓀學習成績優(yōu)秀，但因為他是中國人，杜邦公司的實驗室不允許他在那里實習。這種明顯的種族歧視促使他轉(zhuǎn)系。1947年他考入布朗大學應用數(shù)學系，并獲得獎學金，他以優(yōu)異的成績?nèi)〉么T士學位并開始攻讀博士。鴻蓀涉獵極廣，在他的引導下，我開始對哲學感興趣，在大學主修思想方法。
鴻蓀和我雖然已多年遠離祖國，但對國內(nèi)的形勢，特別是對解放戰(zhàn)爭的進展情況，極為關切。我們參加了北美中國學生基督教聯(lián)合會（中國進步學生團體，由中國共產(chǎn)黨地下黨員領導）組織的冬令營和夏令營活動，還參加了黨員領導的讀書討論會。鴻蓀還參加了北美中國科學家協(xié)會，成為其中的積極分子。有一次，波斯頓的Chinese Student Opinion刊物上發(fā)表了一位中國同學的文章，提到自己對回國的一些顧慮，包括能否適應國內(nèi)的政治和生活條件，是否需要放棄他所喜愛的小提琴等。對此，鴻蓀撰稿說明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我們學成后回國報效祖國，生活水平肯定會下降，也許還會遇到其他困難，這需要我們積極去適應，但拉小提琴應該還是可以的?？傊菚r同學們的思想十分活躍，暢所欲言，有不同意見可以充分交流。
1950年夏，鴻蓀的未婚妻楊友鸞和我同船回國，出發(fā)前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鴻蓀本人當時正攻讀博士學位，鑒于這一形勢的發(fā)展，尤其是考慮到美國可能會限制中國科學家回國，決定放棄撰寫博士論文，提前回國。
鴻蓀于1950年9月底回到北京，他有幸參加了當年國慶游行的觀禮。那之后的幾年是他努力工作和心情極為舒暢的幾年。他先在數(shù)學所工作，在北大和科大兼課，1956年還參與了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的制定工作。1957年，他介紹蘇聯(lián)衛(wèi)星上天的文章和報告，深得讀者和聽眾的歡迎。記得力學所創(chuàng)立之初，一次《人民中國》編輯部領導讓我去采訪回國不久的錢學森所長，出來領我去見錢老的竟然是鴻蓀！
那些年，鴻蓀常去探望我父母，我們兄弟兩家來往也比較密切。鴻蓀、友鸞沒有子女，每逢節(jié)假日，就會通知我們帶著孩子去他們家。友鸞說，這樣可以幫助鴻蓀休息。有時，鴻蓀在城里開會，也會來我們宿舍看望孩子或同去公園。三年困難時期，鴻蓀得了肝炎，在家休養(yǎng)，我們曾多次見面。
1966年，“文革”開始，鴻蓀遭到極大的沖擊。那年夏天，友鸞要我去她家，我發(fā)現(xiàn)鴻蓀的情緒極不正常。友鸞說，鴻蓀回京途中，在列車上目睹紅衛(wèi)兵將他身旁一位老年婦女活活打死，據(jù)說她是“地主婆”。之后，鴻蓀得了抑郁癥，嚴重失眠，由于多吃了安眠藥，不得不進安定醫(yī)院治療。出院后，鴻蓀在家休養(yǎng)，繼續(xù)修改他的著作。但他同我說過，他實在無法理解現(xiàn)在發(fā)生種種事情，各地的亂象、學校的派仗等等，如此下去會不會影響國家的前途。我無言以對，因為自己也沒有答案。之后，我又去醫(yī)院探視他。沒想到，那次竟然是我們兄弟最后的訣別。
盡管重提舊事是痛苦的，我還是想說一說鴻蓀去世后他的親人所受到的傷害。
楊友鸞的痛苦是長期和無法言喻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在河南下放勞動時，因在床下放了鴻蓀的遺著書稿而受到干校造反派的批判，理由是她與反革命丈夫劃不清界限。（當時，造反派認為鴻蓀是自絕于人民，因此是反革命）接著她中了煤氣，在縣醫(yī)院得不到及時治療，此后她的意識和思維受到很大影響。在這種壓力下，她把《燃燒理論》的書稿送交鴻蓀單位的軍代表代為保管，最后這本頗有價值的學術(shù)著作竟然落得無影無蹤。“文革”前，友鸞已是一名才氣橫溢的中年記者，在報紙和雜志上發(fā)表過不少文章。但鴻蓀去世后，她再未能恢復，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直到80年代末病故。當時她尚不到六十歲。
關于鴻蓀的悲劇，我們開始一直對我父母保密，但時間久了兩位老人開始追問，最后只好向他們透露真相。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他們的悲痛難以言表。
至于這件事對我的影響，說來真具有悲喜劇色彩。對鴻蓀去世，我當時完全蒙在鼓里。噩耗是友鸞單位的造反派頭頭通知我和我的單位造反派的。大約一個月后，我在工作中出現(xiàn)了一個差錯。那時我所在《北京周報》的三結(jié)合領導已不再允許原有的編輯用英文寫作了。大部分國際問題的稿件都是轉(zhuǎn)載新華社發(fā)的英文稿。電報稿上沒有行距、大小寫和標點符號；外國專家在改稿時用筆往往不夠清楚，而我在核對稿件時沒有發(fā)現(xiàn)她把毛主席語錄中的“全世界人民團結(jié)起來”中的“全世界”給刪去了。造反派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指責我因為鴻蓀去世對毛主席產(chǎn)生了刻骨仇恨，停止了我的工作，并開了兩次批判會。發(fā)言的調(diào)子越來越高，我成了眾矢之的。最后，我找到軍代表，拿了原稿向他介紹了事情的原委，表示我承認自己責任心不強，出現(xiàn)差錯應該檢討，但對造反派的指責難以接受，因為我的出錯與鴻蓀的事無關。軍代表認真聽取了我的意見，勸我應該“正確對待群眾”云云。結(jié)果，出乎意料，原定的批判會不開了，并恢復了我的工作，而造反派居然也不再提起這件事，好像一切都未曾發(fā)生過一樣！
“文革”后期，我們單位出現(xiàn)了較好的政治氣氛。恰巧此時調(diào)來一位在力學所工作過的政工人員，他同我談起力學所的情況，激發(fā)了我要調(diào)查和了解鴻蓀辭世的原委。我找到以前見過的錢福星。他與鴻蓀同時受難，經(jīng)常受批斗。他說，在食堂里大家吃飯時，鴻蓀被掛牌罰站在飯桌上，這對他的人格肯定是極大的污辱與傷害。此外，他說，他給正在勞動的鴻蓀看《人民日報》上有關郭永懷所長飛機出事的報道，鴻蓀看了之后面色沮喪、沉默不語，第二天就出事了。這些第一手的情況，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0年科學大會召開前夕，我和楊友鸞的弟弟楊友龍開始了第二次調(diào)查。根據(jù)友鸞提供的線索，我們找了鄭哲敏等同志，了解更多情況。我們把情況寫成報告，交給科學院有關辦公室，當時主持平反工作的是陳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鴻蓀的冤案在十二年后終于得到平反。不久開了追悼會，錢學森、朱光亞等同志（朱光亞與鴻蓀在美國中國科協(xié)活動中相識）都參加了追悼會。但鴻蓀在懷柔基地的遺體沒有找到，只好在那里種了幾棵松樹。他在八寶山的骨灰盒內(nèi)放的是一本書。由于他的工作屬于保密范圍，當時此事沒有在報上刊登。
1999年，張勁夫同志在《科學報》和《人民日報》先后發(fā)表長篇文章，介紹科學院為兩彈一星所做的貢獻。其中多次提到了林鴻蓀，并對他的辭世表示惋惜。李佩同志專門為林鴻蓀的貢獻和為人寫了文章，她還建議把懷柔基地恢復為讓后人參觀的紀念地。這些都讓我們由衷地感謝和敬佩。
希望這次活動不僅為鴻蓀正名、給我們親友帶來慰藉，而且還能幫助在座的年輕科學家對當時工作在第一線的學者、科學家的愛國情操和奮斗精神有所了解。林鴻蓀是那一代知識分子中優(yōu)秀的一員，他們的精神和風范是值得傳承的！
希望鴻蓀的悲劇不會重演。希望像他一樣愛國的、渴望報效祖國的新一代科學家能夠如愿以償，在良好的、有利的環(huán)境中工作、生活，為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幸福作出貢獻，實現(xiàn)鴻蓀等前輩科學家的遺愿。
在緬懷林鴻蓀先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林戊蓀
首先，感謝李佩同志、鄭哲敏同志，是他們倡議與支持召開這次緬懷座談會的。同樣，也十分感激力學所的領導決定安排這次會議。為一位辭世近半個世紀的人舉行緬懷會，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足以說明它的難能可貴和特殊意義。由于保密需要，林鴻蓀從未向我透露過他在懷柔試驗基地工作的情況?！拔母铩鼻?，我甚至不知道他多年在哪里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能介紹的是鴻蓀的童年、青少年以及赴美學習的情況，因為這些經(jīng)歷決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幼年的鴻蓀活得相當艱苦。他三歲患骨結(jié)核，這在當時幾乎是不治之癥。患者即使生存下來也會成為駝背。幸好我家有經(jīng)濟能力送他去北平協(xié)和醫(yī)院治療。我父母為此全力以赴。頭幾年，他們幾乎每個月都要帶鴻蓀往返于天津和北平之間。他當時穿戴石膏盔甲，行動不便，不能出門，只好在家用機器曬紫外線。上學后穿鋼條背心，一直到髙中都是如此。如果生在貧苦家庭，他不可能活下來。
這一生活環(huán)境決定他兒時多年無法與同齡人交往，無法從事各種運動。孤獨的生活使他自幼就十分敏感，喜歡詩詞和音樂。入學后，他一直都是高材生，其英文和數(shù)學出眾，受過多次嘉獎。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占領天津。1938年，我父親作為當時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負責人，利用自己是英租界工部局董事的身份，抵制日本當局的種種無理要求，保衛(wèi)中國合法的幣制并拒絕交出銀行庫存中的白銀。收到過日本人給他發(fā)來帶子彈的恐嚇信，住家附近出現(xiàn)了可疑人物。此期間，他只能在家工作，英租界當局還給他配備了保鏢。1939年秋歐戰(zhàn)開始，英國人表示無法再保護他。于是，他讓我們先去上海。之后，他自己則化妝成外國人乘英國軍艦逃至香港。
這一經(jīng)歷以及我們所目睹的日本侵略者種種罪行，使我們從少年開始就知道要愛國、要抗戰(zhàn)！不僅如此，家庭和學校教育深深刻印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逐步演變?yōu)槲覀兊睦硐牒托拍睢?
在上海，鴻蓀就讀于南洋模范中學。他和一些進步同學交往，閱讀了大量的左派文學，之后又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十分向往參加革命活動。記得，他曾介紹我閱讀斯諾的《西行漫記》、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和當時流行的蘇聯(lián)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1940年冬皖南事變，更加劇了他對國民黨的失望。1941年冬，日本進占上海租界，政治環(huán)境明顯惡化。1942年春，經(jīng)人介紹，鴻蓀和我姐姐前往蘇北。他所在的新四軍如皋警衛(wèi)團，周圍大多是鹽堿地，加上游擊區(qū)處境艱難，生活艱苦。鴻蓀本來身體就比較虛弱，很快就病倒了，只好由與他們同行的我的一位大同學（地下黨員）送他回家。第二年春，由于叛徒出賣，日本特務突然來到我家，將鴻蓀、我姐姐和我逮捕入獄。關在日本憲兵司令部。當時我只有十四歲，日本人見我年小，又沒有任何證據(jù)，一周后將我釋放。一個月后，鴻蓀和我姐姐同時被放。據(jù)我母親說，是她托了當時的中國銀行經(jīng)理（一位老日本留學生）找到他的日本將軍同學說情后，日本人才放人的。具體情況，我們也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明白的，鴻蓀的進步同學沒有一人受到牽連。他在獄中的表現(xiàn)，曾受到難友的表揚。可就是這一經(jīng)歷，在“文革”中卻莫名其妙地成了他的一項罪行！
我們（也就是母子三人）無法在上海停留，只好設法逃離敵占區(qū)去內(nèi)地。此時，我父親已經(jīng)轉(zhuǎn)到印度工作，他獲悉我們的情況，就委托一位熟悉敵占區(qū)的親戚來上海接我們。在途中遇到發(fā)大水（這是國民黨湯恩伯部隊為了保護他在河南界首屯集的貨物炸大堤造成的），我們不僅險些喪命，而且中途滯留了一個月，因而錯過了在內(nèi)地入學的時間，只好隨父親前往印度。1943年冬，鴻蓀因為英文和數(shù)理化成績均佳，順利進入印度加爾各答大學化學系，并取得優(yōu)異成績。
1945年，歐戰(zhàn)尚未結(jié)束，鴻蓀赴美進入特拉華大學化工系。特拉華州是美國頭號化工企業(yè)杜邦公司所在地，所以該校的化工系在美國名列前茅。盡管鴻蓀學習成績優(yōu)秀，但因為他是中國人，杜邦公司的實驗室不允許他在那里實習。這種明顯的種族歧視促使他轉(zhuǎn)系。1947年他考入布朗大學應用數(shù)學系，并獲得獎學金，他以優(yōu)異的成績?nèi)〉么T士學位并開始攻讀博士。鴻蓀涉獵極廣，在他的引導下，我開始對哲學感興趣，在大學主修思想方法。
鴻蓀和我雖然已多年遠離祖國，但對國內(nèi)的形勢，特別是對解放戰(zhàn)爭的進展情況，極為關切。我們參加了北美中國學生基督教聯(lián)合會（中國進步學生團體，由中國共產(chǎn)黨地下黨員領導）組織的冬令營和夏令營活動，還參加了黨員領導的讀書討論會。鴻蓀還參加了北美中國科學家協(xié)會，成為其中的積極分子。有一次，波斯頓的Chinese Student Opinion刊物上發(fā)表了一位中國同學的文章，提到自己對回國的一些顧慮，包括能否適應國內(nèi)的政治和生活條件，是否需要放棄他所喜愛的小提琴等。對此，鴻蓀撰稿說明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我們學成后回國報效祖國，生活水平肯定會下降，也許還會遇到其他困難，這需要我們積極去適應，但拉小提琴應該還是可以的?？傊菚r同學們的思想十分活躍，暢所欲言，有不同意見可以充分交流。
1950年夏，鴻蓀的未婚妻楊友鸞和我同船回國，出發(fā)前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鴻蓀本人當時正攻讀博士學位，鑒于這一形勢的發(fā)展，尤其是考慮到美國可能會限制中國科學家回國，決定放棄撰寫博士論文，提前回國。
鴻蓀于1950年9月底回到北京，他有幸參加了當年國慶游行的觀禮。那之后的幾年是他努力工作和心情極為舒暢的幾年。他先在數(shù)學所工作，在北大和科大兼課，1956年還參與了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的制定工作。1957年，他介紹蘇聯(lián)衛(wèi)星上天的文章和報告，深得讀者和聽眾的歡迎。記得力學所創(chuàng)立之初，一次《人民中國》編輯部領導讓我去采訪回國不久的錢學森所長，出來領我去見錢老的竟然是鴻蓀！
那些年，鴻蓀常去探望我父母，我們兄弟兩家來往也比較密切。鴻蓀、友鸞沒有子女，每逢節(jié)假日，就會通知我們帶著孩子去他們家。友鸞說，這樣可以幫助鴻蓀休息。有時，鴻蓀在城里開會，也會來我們宿舍看望孩子或同去公園。三年困難時期，鴻蓀得了肝炎，在家休養(yǎng)，我們曾多次見面。
1966年，“文革”開始，鴻蓀遭到極大的沖擊。那年夏天，友鸞要我去她家，我發(fā)現(xiàn)鴻蓀的情緒極不正常。友鸞說，鴻蓀回京途中，在列車上目睹紅衛(wèi)兵將他身旁一位老年婦女活活打死，據(jù)說她是“地主婆”。之后，鴻蓀得了抑郁癥，嚴重失眠，由于多吃了安眠藥，不得不進安定醫(yī)院治療。出院后，鴻蓀在家休養(yǎng)，繼續(xù)修改他的著作。但他同我說過，他實在無法理解現(xiàn)在發(fā)生種種事情，各地的亂象、學校的派仗等等，如此下去會不會影響國家的前途。我無言以對，因為自己也沒有答案。之后，我又去醫(yī)院探視他。沒想到，那次竟然是我們兄弟最后的訣別。
盡管重提舊事是痛苦的，我還是想說一說鴻蓀去世后他的親人所受到的傷害。
楊友鸞的痛苦是長期和無法言喻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在河南下放勞動時，因在床下放了鴻蓀的遺著書稿而受到干校造反派的批判，理由是她與反革命丈夫劃不清界限。（當時，造反派認為鴻蓀是自絕于人民，因此是反革命）接著她中了煤氣，在縣醫(yī)院得不到及時治療，此后她的意識和思維受到很大影響。在這種壓力下，她把《燃燒理論》的書稿送交鴻蓀單位的軍代表代為保管，最后這本頗有價值的學術(shù)著作竟然落得無影無蹤。“文革”前，友鸞已是一名才氣橫溢的中年記者，在報紙和雜志上發(fā)表過不少文章。但鴻蓀去世后，她再未能恢復，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直到80年代末病故。當時她尚不到六十歲。
關于鴻蓀的悲劇，我們開始一直對我父母保密，但時間久了兩位老人開始追問，最后只好向他們透露真相。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他們的悲痛難以言表。
至于這件事對我的影響，說來真具有悲喜劇色彩。對鴻蓀去世，我當時完全蒙在鼓里。噩耗是友鸞單位的造反派頭頭通知我和我的單位造反派的。大約一個月后，我在工作中出現(xiàn)了一個差錯。那時我所在《北京周報》的三結(jié)合領導已不再允許原有的編輯用英文寫作了。大部分國際問題的稿件都是轉(zhuǎn)載新華社發(fā)的英文稿。電報稿上沒有行距、大小寫和標點符號；外國專家在改稿時用筆往往不夠清楚，而我在核對稿件時沒有發(fā)現(xiàn)她把毛主席語錄中的“全世界人民團結(jié)起來”中的“全世界”給刪去了。造反派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指責我因為鴻蓀去世對毛主席產(chǎn)生了刻骨仇恨，停止了我的工作，并開了兩次批判會。發(fā)言的調(diào)子越來越高，我成了眾矢之的。最后，我找到軍代表，拿了原稿向他介紹了事情的原委，表示我承認自己責任心不強，出現(xiàn)差錯應該檢討，但對造反派的指責難以接受，因為我的出錯與鴻蓀的事無關。軍代表認真聽取了我的意見，勸我應該“正確對待群眾”云云。結(jié)果，出乎意料，原定的批判會不開了，并恢復了我的工作，而造反派居然也不再提起這件事，好像一切都未曾發(fā)生過一樣！
“文革”后期，我們單位出現(xiàn)了較好的政治氣氛。恰巧此時調(diào)來一位在力學所工作過的政工人員，他同我談起力學所的情況，激發(fā)了我要調(diào)查和了解鴻蓀辭世的原委。我找到以前見過的錢福星。他與鴻蓀同時受難，經(jīng)常受批斗。他說，在食堂里大家吃飯時，鴻蓀被掛牌罰站在飯桌上，這對他的人格肯定是極大的污辱與傷害。此外，他說，他給正在勞動的鴻蓀看《人民日報》上有關郭永懷所長飛機出事的報道，鴻蓀看了之后面色沮喪、沉默不語，第二天就出事了。這些第一手的情況，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0年科學大會召開前夕，我和楊友鸞的弟弟楊友龍開始了第二次調(diào)查。根據(jù)友鸞提供的線索，我們找了鄭哲敏等同志，了解更多情況。我們把情況寫成報告，交給科學院有關辦公室，當時主持平反工作的是陳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鴻蓀的冤案在十二年后終于得到平反。不久開了追悼會，錢學森、朱光亞等同志（朱光亞與鴻蓀在美國中國科協(xié)活動中相識）都參加了追悼會。但鴻蓀在懷柔基地的遺體沒有找到，只好在那里種了幾棵松樹。他在八寶山的骨灰盒內(nèi)放的是一本書。由于他的工作屬于保密范圍，當時此事沒有在報上刊登。
1999年，張勁夫同志在《科學報》和《人民日報》先后發(fā)表長篇文章，介紹科學院為兩彈一星所做的貢獻。其中多次提到了林鴻蓀，并對他的辭世表示惋惜。李佩同志專門為林鴻蓀的貢獻和為人寫了文章，她還建議把懷柔基地恢復為讓后人參觀的紀念地。這些都讓我們由衷地感謝和敬佩。
希望這次活動不僅為鴻蓀正名、給我們親友帶來慰藉，而且還能幫助在座的年輕科學家對當時工作在第一線的學者、科學家的愛國情操和奮斗精神有所了解。林鴻蓀是那一代知識分子中優(yōu)秀的一員，他們的精神和風范是值得傳承的！
希望鴻蓀的悲劇不會重演。希望像他一樣愛國的、渴望報效祖國的新一代科學家能夠如愿以償，在良好的、有利的環(huán)境中工作、生活，為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幸福作出貢獻，實現(xiàn)鴻蓀等前輩科學家的遺愿。